全部看完《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第一感觉是累。为斯隆先生喊累，为他们中的一切老前辈喊累，为我努力理解其中的内涵喊累。一个企业的成长是艰辛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光环的背后更多的是艰辛。斯隆先生最后说：“我们为公司承担了这么久的责任，现在也该将其传递给其他人了。每一代新人必须·迎接挑战--汽车业的挑战，企业管理的挑战，以及公司参与这个世界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啊，挑战正等着我们每一个人，用信心迎接挑战，用思路、方法解决挑战。斯隆先生一直化解着挑战，带领着他的团队，把通用汽车一步步做大做强，其中很多思想、管理方法仍在闪烁着光辉。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所描述的斯隆常常被批评为“没有人情味”和“冷酷”，事实上，这正是他在书中要刻画的自己的样子。他坚信，一个首席执行官一定不能产生工作上的朋友。他向德鲁克指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同事中均没有朋友和伙伴，而那些在工作上有朋友的总统——格兰特、杜鲁门(斯隆对其评价很高)、艾森豪威尔(斯隆不信任他)都很快被朋友出卖。“朋友很容易成为宠信之人，”斯隆坚持己见，“一个首席执行官必须不偏不倚，只能依据业绩来做出评判。”然而，直到晚年由于听力衰退使他与外界隔离之前，斯隆一直是一位注重友情的人，而且他的朋友也不全是“工作以外的”。多年来，他最亲密的好友就是沃尔特·克莱斯勒，在斯隆说服他另起炉灶之前，克莱斯勒一直担任通用汽车公司别克分部的总裁。克莱斯勒创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汽车公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隆向他指出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的衰落而产生的机会。另外，斯隆还清楚地看到，随着福特公司迅速走下坡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用汽车公司本身也需要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直到1940年65岁去世，克莱斯勒一直是斯隆的密友。
除此之外，斯隆非常热情，而且慷慨得让人难以置信，这种慷慨既包括他的时间，也包括他的金钱。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无论走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哪个角落，总有人会告诉我——常是比较低层的员工，斯隆是如何帮助他们的，并且通常是主动提供帮助。比如，为了使一个工厂经理严重烧伤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医治，他是如何放弃了整个圣诞节假期去四处寻找医院的，而他与那位经理从未曾谋过面。我常常问通用的员工：“如果你陷入严重困境，你会找谁相助?”大多数人会立即回答：“当然是艾尔弗雷德·斯隆!”正如他通过制定政策和战略打造通用汽车一样，斯隆也同样通过自己激动人心的个人魅力和值得信任的品格来塑造通用公司。
在整个20年代——有的甚至时间更长，那些掌控通用汽车公司大型分部——雪佛兰、别克及凯迪拉克——的头头门全都是各自公司的创始人，而且在将公司出售给通用汽车之前已经把这些大企业打造得非常成功。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比斯隆年长和富有。而斯隆在1916年出售给通用汽车的配件企业当时规模还很些—斯隆藉此进入通用汽车的管理层。这些人全都是通用汽车的大股东，每个人都非常妒忌斯隆拥有的自治权，并对总部的所有“干涉”牢骚满腹。然而在几年之内，他们全都成了斯隆的赞赏者和忠心耿耿的团队成员。
在斯隆所著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中并不存在普通人。斯隆坚信，对于“职业经理人”而言，管理要靠事实来说话而非人格上的力量。
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中，斯隆还严格地将他个人关心和感兴趣的每一件事情排除在外。他深深地卷入政治中——总处于落败的一方，他积极参加了1937年兰登的竞选活动和1948年杜威的竞选活动。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着一段长达12年的爱恨交加的关系。他赞赏罗斯福的影响力，但厌恶罗斯福这个人，并且反对新政。“阿尔·史密斯是一个比罗斯福好得多的人，但罗斯福确实是一位更好的总统。”有一次他这样对德鲁克说，让德鲁克大感惊讶。但是，斯隆在书中惟一提及罗斯福的地方就是，在遥远的华盛顿，某人拒绝制止密歇根州州长弗兰克·墨菲支持1937年通用汽车公司工会组织的静坐罢工。而关于新政，书中则一点都没有提及!当我提出没有新政和罗斯福的30年代历史犹如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时，他说：“对我和通用汽车而言，这些都是重要的事件，但它们全是历史事件，与职业经理人的工作没有关系。”
同样，书中也未曾提到斯隆充满爱心地长期努力的两项事业：汽车安全和位于弗林特的通用汽车研究所(现为GMI技术公司)。书中只是极为简短地提到了比他年轻18岁的异母弟弟雷蒙德——斯漏惟一的孩子”。雷蒙德年仅50来岁就过世“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个人不幸”，斯隆曾经这样说。书中一点也没有提及，雷蒙德是医院管理领域的先驱，正是通过他，艾尔弗雷德·斯隆才对医院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斯隆-凯特林研究所的组织工作以及癌症研究的规划和方向付出不少心血。“这些全都是个人爱好，”他说，“他们并不属于一部论述职业经理人的书所要涉及的内容，就像我的妻子收集古董，或者一位首席财务官系花哨的领带一样。”
然而，《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向我们展示的是思想大师斯隆，而是斯隆这个人，但是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该书并未点明斯隆撰写本书所要阐述的经验教训。但是这确实是一部好的管理著作——这和是否全盘接受斯隆提出的每一个观点无关。尽管这部著作拥有广泛的读者和极具号召力，但它对管理实践影响甚微。这部著作以“自传”的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该书未能像斯隆希望的那样成为一本行动指南。一部论述管理以及职业经理人的著作是一个绝妙的想法。
这本书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
首先，管理是一种职业，经理人是——或者说应该是——职业化的。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现在听起来有些陈腐——30年前却远非如此。不过坦率地说，尽管如今大多数经理人都这么宣扬，但身体力行的人并没有很多。
像其他职业人士——如医生或律师——一样，职业经理人也有“客户”：企业。他注定要让自己的兴趣服从于客户的意愿。对客户负责任是“职业化”的特征。
职业人士做决策，靠的既不是个人观点，也不是其偏好，而是依据事实说话。我认为，这就是《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关于查尔斯·凯特林研制铜冷却发动机一章的主旨所在。斯隆给予凯特林最高的赞誉，认为他是美国20世纪杰出的发明家。即便是这样一个伟人，斯隆在这一章花了如此多的笔墨讲述，如果不顾事实地紧抱自己的偏好不放，反而会损害了自己。
职业经理人的工作不是去讨好人，不是去改变人，而是要激发他们的能力去工作。无论你是否对别人满意，是否赞成其工作方式，他们的业绩才是惟一要考虑的事情，确实，这才是职业经理人惟一被允许关注的事情。
业绩不是“底线”，还要树立榜样。这需要诚实正直。只要在这两方面——经营业绩和作为榜样——不过线，就应该有绝对的宽容和最大程度的多元化。
意见分歧甚至冲突都是必要的，实际上也是求之不得的。没有分歧和冲突，就不会有理解；而没有理解，就只有错误的决策。对我而言，斯隆著作中最引入入胜的部分就是那些备忘录：他首先列出不同意见，然后将不同观点综合成一种理解，最后达成共识和承诺。·领导力不是“魅力”，也不是“公共关系”，更不是“表演”。它是业绩，是始终如一的行为，是值得信赖的。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教训是，职业经理人就是公仆。职位并不能给予你特权和权力，它赋予你的是责任。
斯隆在他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中，阐述了他在设计通用汽车公司的事业部体制时所依据的两条原则：
（1）每个事业单位总经理的责任应该不受限制，由总经理领导的这种组织应具备各种必要的职能，使之能充分发挥首创性并得到合理的发展。
（2）某些中央管理职能对公司活动的合理发展和适度控制是绝对必要的。
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其中机遇起了关键作用。对于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动机和机遇是走向成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前者通过在一些方面的激励报酬得到很好的应用，后者则通过分权管理制。好的管理在与集中和分权管理的协调，或者说是“基于协调控制的分权管理”。在192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当时的公司面临外部经济衰退和内部管理危机并存的困境。虽然通用汽车的物质很丰富，但却几乎没有什么规范，各部门之间不能协调发展。这时期没人对这个问题给予注意时，斯隆先生以敏锐的眼光觉查到：除非经过精心安排组织，否则公司很难发展。一场组织变革在发现问题后展开。分权管理和协调管理逐步被提出，并一直服务与组织。从分权管理中获得主动性，从协调管理中获得效益。
红利计划是通用汽车的另一特色，给管理层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它让每一个参与者意识到他与他的工作以及他的上级的关系。是他有责任关注自己和整个公司的发展。他会因为上级正确的评价了他的价值而感到满意，与此同时，这也激励着他自己每年都对自己的工作情况进行回顾。
我特佩服的一句话：工人效率提高只是生产力提供的原因之一，而且是次要原因。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的管理和对人力的设备的投资。而我们呢？更应该思考管理的力量。用好的管理方法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好一些。